從“新疆村”到民族美食街

據(jù)周泓介紹，她曾在圖書館無意間瀏覽到《北京歷史民俗》一書，內有北京城址的方位及其變遷。由于《北京歷史民俗》展現(xiàn)了北京由薊城、燕城、南京、中都——大都、北平、京師、北京的發(fā)展變遷，也就驗證了她之前的論斷：元代時畏兀村興起，是因為大都城之興建基于金中都北郊的離宮及高粱河水的開發(fā)，而使都城北移；然明朝因畏懼蒙古南下，而將城池自北下縮改建，使得畏兀村從明末開始變得蕭涼。清朝畏兀兒人傍高粱河繼存、同時東南向移居，融入當?shù)貪h、滿、回族中，民國又進一步南向移寓。

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楊圣敏通過史料考證認為，自元代始至清代，除了聚居于畏兀村的維吾爾人之外，陸續(xù)不斷有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族人遷入北京，但是畏兀村自明代以后不斷衰落，清代中期以后，該村的畏兀兒人或遷走，或融入其他民族之中。究其原因，他認為畏兀村的居民一直信仰佛教，又世代為朝廷高官，很容易就融入中原民族之中。據(jù)楊圣敏所做的調查，1949年時，昔日維吾爾貴族聚居的魏公村，只有17戶漢族農戶，已不見維吾爾族人的蹤影。

上世紀50年代初，政府將原住紅廟、白祥庵村等地的100余戶居民遷至魏公村，為他們修建了房屋，劃分了周圍的土地。此后，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以務農為生，成為公社社員，屬于四季青公社萬壽寺大隊魏公村小隊。但隨著政府在西郊各項建設的開展，如上世紀50年代后，在魏公村周圍相繼建起了北京外語學院、中央民族學院、北京工業(yè)學院和中國氣象局等，加上村中人口的增長和房屋的增建，土地越來越少，到了上世紀70年代，村中居民已逐漸脫離了農業(yè)，轉而成為工人、小商人等城鎮(zhèn)居民。村周圍只剩下少量莊稼地和小塊兒菜地。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，村周圍的農田菜地就完全被新建的居民樓等建筑取代了。

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，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入，政府允許農民進城開店設坊，提供勞務服務。于是，善于經商的維吾爾族人再次陸續(xù)來到北京，其中很多人到魏公村一帶經營餐館。后來這里陸續(xù)出現(xiàn)東鄉(xiāng)族、藏族、朝鮮族、傣族、彝族等民族經營的餐館，逐漸發(fā)展成了多民族餐館一條街。然而也是由于維吾爾族人居多，這里開始被老北京稱為“新疆村”。

據(jù)楊圣敏的調查考證，1983年，當?shù)爻霈F(xiàn)了第一家維吾爾族餐廳。1996年，維吾爾族餐館發(fā)展為18家。在“新疆村”的餐館一條街上，維吾爾族餐館獨占鰲頭。他們經營的烤羊肉串、抓飯、烤馕、薄皮包子、拉面、湯面片等維吾爾族美食廣受人們的青睞。

楊圣敏曾帶領學生調查了其中11家維吾爾族餐廳，了解到這些維吾爾族老板的創(chuàng)業(yè)和生活經歷。據(jù)說，他們來北京之初，都是先投奔同族親朋，所以他們盡量與同族人靠近或聚居于一處。在“新疆村”的維吾爾族老板中，有一位威望較高者擔任“村長”。他負責協(xié)調各維吾爾餐館之間的競爭、合作等關系。如他要定出各種飯菜的統(tǒng)一價格，解決維吾爾族人之間的糾紛，代表維吾爾族居民與居委會和派出所等機構協(xié)商村里的各項事務，有時也代表居委會向各維吾爾族餐館轉達各類通知和規(guī)定。

來“新疆村”就餐的顧客與北京一般的餐館有明顯的差別，顧客中有較多的少數(shù)民族同胞和外國人。有些居住較遠，甚至遠在天津等地的少數(shù)民族顧客，也專門前來這里就餐。外國人中，以巴基斯坦、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國家的人居多。據(jù)說，這些國家的使館人員經常攜全家來此用餐?！靶陆濉背蔀榱苏故揪S吾爾族的窗口，也成為維吾爾族人與其他民族交流、溝通的平臺。

如今的魏公村，以“民族美食街”的名頭招徠了很多其他少數(shù)民族的風味餐廳，如長盛不衰的云南“金孔雀”傣族餐館、“滿德?！泵晒抛宀蛷d、“老陳家”清真餐廳，還有藏族、彝族、朝鮮族等民族的特色餐館。各民族在此以美食為媒介，向人們展示和傳達著他們獨特的民族文化與審美情趣，同時，魏公村也成為各民族交流溝通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