盡孝齊家，正德立身傳家風(fēng)

盡顯祖德流芳。王茂蔭齊家思想深受其祖母方太夫人影響。方氏遵循傳統(tǒng)道德，深明大義，治家有方，備受敬重。道光十二年(1832年)九月，三十四的王茂蔭及第進(jìn)士，備官戶部后，乞假歸省，其祖母諄諄告誡：“吾始望汝輩讀書識義理，念初不及，今幸天相余家，汝宜恪恭盡職，毋躁進(jìn)，毋營財賄，吾與家人守吾家風(fēng)，不愿汝躋顯位，至多金也。 ”道光十七年(1837)，方氏八十壽辰，已在戶部任職的王茂蔭乞假省視，祖母告誡他的還是“吾家雖貧寒，粗足自給，愿汝善守身，不愿汝積多金也。 ”王茂蔭自己遵循祖訓(xùn)，并以其自身言行發(fā)揚(yáng)光大，他要求兒孫自覺傳承其家風(fēng)。咸豐八年(1858)，他續(xù)作《家訓(xùn)和遺言》寫道：“諸子都已成家，此后各自努力成人，我亦管不了許多。即我身在，兒輩不遵教訓(xùn)，亦屬無益。若知無爹自責(zé)志，思我遺言，聽好話，行好事，交好友，則如我在一般也。 ”

力求忠孝兩全。王茂蔭極盡孝道，也是其祖母的延伸。方氏對待老人十分孝順，侍奉臥床婆婆十年，無半句怨言，在鄉(xiāng)里廣為傳頌。王茂蔭祖父客死他鄉(xiāng)，方氏強(qiáng)忍中年喪夫之苦，還百般開導(dǎo)婆婆老年喪子之痛。王茂蔭在京任職，未攜家眷，主要考慮祖母、母親年事已高，留夫人、子女在家代其盡孝。他認(rèn)為“孝弟二字，是人家根本，失此二字，其家斷不能昌”，他要求其子：“叔(指王茂蔭弟弟)等在上，汝輩須恭敬，一切要遵教訓(xùn)，切勿因爭多論寡，致失子侄之禮”。而且不但在大家庭內(nèi)，要主動孝順長輩，“他日分居時尤宜切記”，他還告誡子孫“莫看眼前吃虧，能吃虧是大便宜，此語一生守之用不盡”。他用“能吃虧是大便宜”來詮釋有舍才有得所蘊(yùn)含的哲理，并且他還強(qiáng)調(diào)這個道理“不獨(dú)家庭宜然，凡與人交皆宜如此”。

傳承樂善好施。王茂蔭傳承了古人“仁者以財發(fā)身，不仁者以身發(fā)財”理念，仗義疏財以修養(yǎng)自身的德行。他生活簡樸，資助孤寡者，卻習(xí)以為常。鄉(xiāng)親族里，修橋補(bǔ)路，建廟修祠，則量力捐資。他滴水之恩，以涌泉相報，其啟蒙老師王子香，家道敗落后，王茂蔭招來王先生兒子，勉勞勵勉，寄錢資助。王茂蔭不但自己慷慨解囊，他心系鄉(xiāng)黨，極力倡導(dǎo)族群團(tuán)結(jié)、安居樂業(yè)。他為家鄉(xiāng)“承慶祠”的楹聯(lián)寫道：“一脈本同源，強(qiáng)毋凌弱，眾毋暴寡，貴毋忘賤，富毋欺貧，但人人痛癢相關(guān)，急難相扶，即是敬宗尊祖；四民雖異業(yè)，仕必登名，農(nóng)必積粟，工必作巧，商必盈資，茍日日侈游不事，匪癖不由，便為孝子賢孫。 ”

保持平民心態(tài)。王茂蔭雖為京官，但始終保持平民心態(tài)，除衣食住行、族親往來等日常生活外，在婚喪嫁娶上也保持一顆平民心。如：對其小女兒婚事，完全沒有名門千金、門當(dāng)戶對觀念，他在《家訓(xùn)遺言中》寫到：“我之遺累，只一少女，汝輩當(dāng)留心訪一中等人家，雖填房亦可，切勿存不填房之見”。“惟人家要正派，郎才要學(xué)好。盡他身上所有送出門，便算完我心事”。又如，在對待修建墳?zāi)箲B(tài)度上，王茂蔭倡導(dǎo)“厚養(yǎng)薄葬”，不講排場，不但其死后墳塋陋如平民，為其長輩修墳也簡陋不虛費(fèi)。咸豐八年(1858)十二月，王茂蔭給弟弟寫信談及給父輩建墳一事，要求：“只要將穴墩做好，以便驗(yàn)看，四邊陪襯規(guī)模，均待真用得后再做”。

治國安邦，青史留名平天下

直言敢諫只為國。王茂蔭為人耿直，不避權(quán)貴，力持正論，敢于啟奏他人不能言、不敢言的奏議。在其供職的清朝道光、咸豐、同治年間，大清王朝經(jīng)歷兩次鴉片戰(zhàn)爭、太平天國起義、捻軍起義，朝廷內(nèi)憂外患，千瘡百孔，王茂蔭一直忠心耿耿，恪盡職守，向皇帝提出經(jīng)濟(jì)、人才、軍事等方面諫議。甚至因反對發(fā)行不可兌現(xiàn)紙鈔受到“嚴(yán)行申飭”而調(diào)離戶部、至兵部任職后仍致力于“團(tuán)防”，并堅持諫言。王茂蔭自咸豐元年(1851年)任戶部“江西司員外郎”“陜西道監(jiān)察御史”時，呈遞首份奏折以來，十年間(不含“開缺”四年)，上奏百余份，其中不乏《請暫緩臨幸御園折》那樣，直指咸豐皇帝聲色犬馬的逆耳“死諫”。歙縣清末翰林許承堯曾說過：王茂蔭單憑《請暫緩臨幸御園折》，就足以青史留名。王茂蔭不但自己剛正不阿，還要求子孫后代傳承他直言敢諫品格，他告誡子孫“他日有如諫垣者，亦不必以利害之見存于心，能盡此心，自邀天鑒”。

舍身報國志不摧。王茂蔭有著濃厚的忠君思想，他在《家訓(xùn)遺言》中多次提到“蒙上恩超擢”、“疊沐覃恩”等。他雖知道所獲“恩寵”“非自阿諛求榮中來”，但仍感皇恩浩蕩，決心以身報國。咸豐元年(1851)六月，王茂蔭丁父憂三年，服闋，回戶部供職，本打算“坐以二年為期即行告歸，”然而，“自上年來，賊氛日熾，時事日艱”，自知“臨難而逃，實(shí)所深恥，遂立意不告歸”。認(rèn)為自己“通籍食祿已二十余年，而敢于軍書旁午之時作抽身而退之計乎，義無可逃”。咸豐三年(1853)六月，續(xù)作《家訓(xùn)和遺言》寫到：“現(xiàn)在逆賊肆亂”?！白源Р荒艹隽①\，萬一或有他虞，惟有以身報國。誠知不足塞責(zé)，然才力有限，舍此則恐有辱國辱身之患，故不能作他想也”。王茂蔭以身報國之心可鑒，在其臨終前，仍囑咐后人勿忘皇上天語“志慮忠純，直言敢諫”，不可阿諛求榮。

青史留名平天下。王茂蔭生不圖名，死后卻流芳千古。清同治四年(1865)六月，王茂蔭在籍病故后，皇帝諭旨給予“廉靜寡營，遇事敢言，忠愛出于至性”評價。朝野贊聲鶴起，“三代帝師”、“四朝文臣”之稱的大學(xué)士祁寯藻挽聯(lián)贊曰：“諫草逾萬言，每讀焚余心事，光明照青史；交情獲三益，最傷別后手書，感惻念蒼生”；時任欽差大臣、兵部尚書、兩江總督曾國藩挽聯(lián)贊曰：“七旬耆宿,九列名卿,誰知屋漏操修,尚同寒士；四海直聲,卅年儉德,足令朝廷悲悼,何況吾曹”；李鴻章所作《誥授光祿大夫吏部侍郎王公神道墓碑銘》，更是記錄了王茂蔭修身報國的一生。同治六年(1867)，德文版《資本論》出版，在其第一卷第一編第三章83號注腳中提及王茂蔭的貨幣思想，成了《資本論》中提到的唯一中國人。同年，《王侍郎奏議》刊刻行世，后兩次“補(bǔ)遺”刊刻，共收錄其奏稿103篇。此后，《王茂蔭列傳》、《王茂蔭集》、《王茂蔭年譜》等記載王茂蔭生平、思想的書籍、文章相繼刊行，廣泛傳播王茂蔭治學(xué)、為官、修身、齊家思想。如今，王茂蔭已經(jīng)成為黃山市廉潔教育的典范。

撇開王茂蔭所處朝代的歷史局限性，他一生秉承的求知、廉靜、求真、忠孝、民本思想，依然是當(dāng)今社會倡導(dǎo)的主流價值觀，是和諧社會(“平天下”)建設(shè)的堅實(shí)基礎(chǔ)。王茂蔭的“家訓(xùn)”也絕非一個長輩對晚輩的教誨或囑咐，更是凝結(jié)他一生求學(xué)、為官、做人的感悟，也是對徽州家風(fēng)、乃至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詮釋。